小鱼的父亲和母亲都不同意小鱼和我的这桩婚事。从小就溺爱她的爷爷没有表态，爷爷知道这丫头倔。二伯和老伯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他们心里也老大不乐意的。只有妹妹和老姑支持我俩的婚事。

妹妹从小跟着父母亲长大，姐姐则在爷爷奶奶身边成人。她俩虽然是从两个独立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但她俩是同胞姐妹；她俩心连着心；她俩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因此，她俩容易相互理解彼此的心灵。而老姑是小鱼的人生导师及经商启蒙老师，老姑特别相信她这个大侄女的眼光。

小鱼妹妹从家里把户口本偷了出来，和老姑一起乘火车从卫津赶到了上海。她俩陪着我和小鱼去江城领取了结婚证。

我在我自己的家人心目中从来就地位颇高。在老家，我是恢复高考后全乡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又是全乡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在我离开学校闯荡琼州之后不久，又挖到了第一杯金。在我自己家，我有点像神一般地存在。所以，我的婚姻我自己可以作主。

领好结婚证之后，我带着新媳妇去见我母亲大人。母亲看着小鱼，笑得合不拢嘴。

那几年，各行各业都在改革。母亲原本由县里发放的退休金，改成由乡里发放。乡里挪用了这些本来应该给教师们发放工资或退休金的钱款，投资于乡办企业。由于投资亏损，教师们的工资或者退休金被一拖再拖。

母亲摸了摸瘪瘪的口袋，发现里面只剩下了几块钱。幸好我妹妹事先跟我联系过，知道我要回来领取结婚证。她将事先准备好的两千块钱红包交给了母亲。母亲把这个小红包塞在了小鱼手中，让她别嫌少。

我妹妹家没地方住。小夏利行驶了三个多小时，载着我们四个人回到了邮电新村。小鱼的妹妹和姑姑跟小鱼在卧室里的大床上挤一挤，我则单独睡在厅里的沙发上。

我上海的小表弟叫大豪。他自己开了一家猎头公司，生意做得还不错。他在近郊买了一幢别墅，紧靠着外环线，交通很方便。大豪的这套小工房有二十三点七平米，是他岳父留下来的。

说起这套房子，还有一个故事。在大豪岳父结婚的那一年，单位分给他的第一套房子是十五点八平米。在他拿到这套房子的同时，他们单位另外还有一套十六点四平米的房子，分给了他另外一个的同事。

单位上主管分房的科长和大豪岳父是好朋友。有大房子不分给好朋友，而分给了另一位不相干的同事，这太不仗义了吧？大豪岳父越想越生气，就去质问这位科长。

科长告诉他：“你不懂。现在上海划分住房困难户的标准是人均四平米。等过几年你生了两个孩子，你就有资格换一套二十多平米的住房了。而那位同事如果也生了两个孩子，他就没有资格再分大房子了。”

果然，三年以后。大豪岳父和那位同事都生了两个孩子。因为大豪岳父家人均住房不足四平米，算困难户，所以他分到了这套二十三点七平米的住房。而那位同事一家四口则只能继续蜗居在十六点四平米的房子里，因为他们家不算困难户。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过去了，上海的住房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大豪岳父买了一套大房子和儿子一起住。这套小房子就留给女儿做了婚房。大豪婚后在这儿住了好几年。现在，这套房子又临时做起了我和小鱼的婚房。

大豪买了大别墅之后，这套小房子他准备卖掉。他的心理价位是九万块钱，可想买的人一般只肯出八万块钱。这套房子在房产中介那儿挂出去已经半年多了，一直高不成、低不就，没有成交。

这套房子不成交也好，倒让我捡了便宜。否则，我要花一笔钱到外面去租房子，那我的压力就更大了。

我住房不花钱，沾了大豪的光。可结婚总是要花钱的。对于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我来说，这个压力是明摆着的。

按照卫津的习俗，男方家庭要给女方家庭聘礼和彩礼。如果按照礼数，这两项礼金我至少要拿出来个十来万吧。

小鱼知道我没钱，她不为难我。由于她在家里地位高、话语权大，她只说了“都不要”三个字，就把这些礼钱全免了。

按照老姑的意思，我们只需要办一桌婚宴就好了。其实，办婚宴并不亏，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老姑是小鱼家中长辈们的代表，她和小鱼妹妹两人代表了卫津的全部亲友。老姑的旨意，我们遵命就行。

小鱼刮着我的鼻子说：“你这都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我只好觍着脸问道：“你这是风险投资吧？”

见她不作声，我又善意地提醒了一句：“你投资失败了可别怨我啊！”

前来参加婚宴的有上海大舅家派出的代表大豪，还有我老家小舅家派出的代表小龙。

小龙是我们老家唯一一位考取复旦大学的学子。他在复旦一直读到MBA毕业。现在，他自己开了一家机械销售公司。他在上海结婚成家，在陆家嘴买了婚房。

我上海大舅心脏不好，我没敢让他来参加我和小鱼的婚宴。我母亲这几年身体也不太好，再者她远在江城，我也没让她过来。我妹妹和妹夫一早就乘火车从江城赶过来了。

我再婚的消息，除了几年前来上海经商和居住的黄公明知道之外，我没有告诉过别的同学。黄公明给我送了一个大红包，一千六百块钱。看到这么厚厚的一叠钱，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这是在扶贫呢！”

在当时，用作为婚礼贺喜的每人份红包的一般标准是从二百元到五百元。

我还邀请了两位和我在上海耀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事过半个多月的同事来参加我的婚宴。一位是部门经理梁东旭，另一位是我离开这家公司时推荐他做公司副总的纪豪。

婚宴在位于浦东陆家嘴的宝安大厦的中餐厅里举行。婚宴是大豪帮我订的，享受八八折。他在这幢大厦办公，和这家餐厅的经理熟悉。酒水可以自己带，餐厅经理向服务员打了招呼，不收开瓶费。

桌上放了两瓶茅台酒，是我从麦德龙的货架上取下来的，它的促销价是每瓶一百三十一块九毛九分。

那时候，茅台酒不受追捧。在麦德龙的货架上，茅台酒一排一排地放着，其单价只有人头马XO的七分之一。即使按照促销价出售，也没有几个人来买。按照大多数人的消费现念，只有贵的东西才好。因此，大部分人对于价格昂贵、口味怪异的洋酒都趋之若鹜。

当时，上海的房子也与茅台酒的境况差不多。川沙县城里九百八十元每平米的多层住宅，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买，大家嫌那里太偏僻。陆家嘴四五千块钱一平米的住宅楼，大家还嫌贵。现在回头想一想，那真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年代啊！

本地人的消费能力不足，上海的住宅市场火不起来，房产大量积压，影响了城市的发展。于是，上海市府就鼓励外地人前来上海购房，并推出蓝印户口政策。外地户口人士不管在上海的哪个地段购房，只要房屋面积超过了七十平米，就给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者上海蓝印户口，可以在子女受教育等方面享受上海市民待遇。这个蓝印户口政策一直持续到二零零二年四月份。

婚后不久，小鱼有了身孕。为了孩子出生后我们一家三口居有其屋，我们不得不考虑买房子了。

大豪买了别墅，小龙在陆家嘴买了高级公寓，黄公明在浦东世纪公园边买了一套大平层。我要买房子，自然也不能买得太小，总得来个一百二十多平的三室两厅吧。

一百二十多平，如果在川沙买，也就是十二万多一点。可是，从川沙到市中心有三十余公里，到市区来办事极为不便。所以，那边再便宜也不能去买。

能住在市中心，当然好。可市中心的房价贵。当时，南京路上有一个楼盘名叫“第一街区”，每平米的均价为七千块。如果要买一个三室两厅的单元，得要花掉八九十万元。虽然可以贷款，但首付的二十多万元就把我给难住了。

我得想办法赶快赚点快钱。想等到“南中国海”有点成效，还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呢。

说来也巧，我在“第一街区”看楼盘的时候上海蓝印户口，遇见了吉林工大的龙老师。龙老师比我大几岁，他原是吉林工大内燃机教研室的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工科院校里掀起了兴办工业外贸专业的热潮。他和我一样，从纯工科专业转到了文理综合的管理学科，改行做起了工业外贸专业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