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原作是英文，后被翻译成中文。但很多人都以为原版就是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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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个问题还真有不少人感兴趣，那我就再详细补充下吧。

追根溯源，已知“狄仁杰”的文学形象最早是出自一部佚名作品《狄公案》。

此书共64回，由于故事背景发生在唐朝，所以曾被认作是唐人所著。但经后世考证发现，书中部分事物其实是在明朝之后才有的，故推断其作者实际上生活在清朝。

然而作为一部公案小说，和当时其他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一样，这本书也有许多时代局限性，比如罪犯总是在一开始就被交待出来，缺少足够的悬疑色彩；案件核心总是涉及各种超自然力量和巫术，不符合科学辩证精神；通篇充斥着大量儒道玄学等论述，显得冗长乏味，甚至有悖人道主义关怀的新思潮。于是，在清末民初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这样的类型文学很快就被市场所淘汰了。

但幸运的是，它遇到了高罗佩。

这个高罗佩又是何人呢？

他1910年出生在荷兰，五岁起随父母前往印尼等地，在四处侨居的生活中逐渐掌握了汉语等15种语言。长大后顺理成章进入荷兰外交部工作，由此来到中国。

也许是因为从小受到的文化熏陶，他虽然是个如假包换的外国人，却极其痴迷中国的琴棋书画，对博大精深的汉学也颇有研究，甚至与当时中国文化界的许多名流都有亲密私交——比如古琴大师叶诗梦，就是他的琴技老师；他还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了天风琴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人交流中国旧体诗词；连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上也有他的上款。

这样的中国通，会在1943年起担任荷兰驻中国大使馆第一秘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便说一句，他还迎娶了洋务大臣张之洞的孙女，彻底成为了中国女婿……

可以想见，他的中国情结和汉语造诣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在1949年的某天，于日本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一眼就看到了那本被尘封多年的《狄公案》。

他对这个故事几乎是一见倾心，当年内就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在东京首次出版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译本的前言里，高罗佩也坦诚地提到：由于前述中国公案小说的诸多特点，这样的写作风格可能并不适宜英语世界里的普通读者。特别是以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约翰·狄尔森·卡尔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推理黄金时代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西方读者对此类推理文学的需求空前高涨的市场背景下，若想让更多人喜欢上中国风格的公案小说，就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改良再创作。

当然，作为一个称职的翻译家，高罗佩还是忠实地还原了《狄公案》的全部故事。

只是在那之后的二十年里，也就是1957年到1968年间，他以狄仁杰为主角，自行创作了24本推理小说，这个融合了中国民俗传统和西方刑侦思维的推理系列，一时间轰动了世界。

这些故事的统称，英文名就是《Judge Dee》。

因为高罗佩的初衷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神探狄仁杰的故事，所以这个系列的原稿都是英语写作。虽然他后来也曾经想将其还原成中文版，并亲自翻译了部分片段，但可惜其英年早逝，这一夙愿并未实现。

简而言之，现在我国文学影视界流传的狄仁杰系列，所用的梗其实多出自荷兰人高罗佩的创作，和最早那部本土公案小说《狄公案》关系已经不大了。

如今在我国，《大唐狄公案》系列因为各种影视作品而再度火爆起来，却鲜有人清楚自己所看到的，其实是一部凝聚了集体智慧的翻译佳作。

20世纪80年代初，赵毅衡先生（后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博导）首先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部在西方畅销的小说系列《大唐狄公案》。该文题目是《脍炙人口的西洋狄公案》，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后被《人民日报》转载。

之后，《天津演唱》等杂志找到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研究所读研的赵毅衡，请其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因此赵毅衡立即去图书馆，找到了3个单行本《四漆屏》《黑狐狸》《御珠案》的原著，准备开始翻译。

然而，他却突然获准被派往美国讲学深造。于是，他只好委托自己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书时的同窗，陈来元先生，以及另一位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读研的胡明先生译本，希望他们能够将这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完成。

陈来元和胡明，便是现今流通的《大唐狄公案》系列的主要译者。

在1981年到1986年，他们用去5年的业余时间，翻译了这部巨著的16个中长篇，8个短篇，中文共计140万字。

这两位都是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工作，而且要将原作进行翻译再加工的处理，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们不仅要有优秀的英文翻译能力，还得精通史学知识，特别是唐代的方方面面，并有扎实的古汉语和旧体诗词功底。光是原文中的“我”，两位翻译家就根据当时的中国习俗，在不同情境下分别翻译成“老夫”“本官”“本堂”“下官”“卑职”“犯官”“小生”“在下”“小民”“奴婢”“犯妇”等等等。还有原文里出现的军官名称都是以西方军衔称之的，比如上校、中校、中尉等，也都根据我国唐朝的兵制情况翻译成对应的长官都尉、校尉、旅帅、队正、火长等等。另外，为了增加文采，他们还采用了适量的意译和再创造，努力达成翻译所需的“雅”。

比如《迷宫案》里，有一首情诗是丁秀才写给情人——他父亲的小妾王月花的，原诗写的比较露骨污秽，若是直译必不符合中国式审美，但此诗又是断案时发现奸情的重要罪证。于是，最终译成一首藏头诗：

“绣衾香罗帐，温柔富贵乡。

情痴无章典译本，心醉忘纲常。

月圆成鸾凤，花好配鸳鸯。

心曲诉深闺，肝胆照愁肠。”

将“月花心肝”藏于诗中，也能够成为官府断定他们私通的铁证，在不失原意的基础上维持了美感。

当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为了试探读者反应，《四漆屏》作为首篇试译，在《天津演唱》杂志上连载，很快就引起国内强烈反响。多家杂志、报社、出版社都上门约稿。在众人期盼下，两位译者在5年间放弃了所有娱乐活动，每夜伏案爬格子，终于将这部鸿篇巨制完成了。

在翻译工作的后期，任职于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陈来元先生更是因为使馆经常停电（大家都知道利比亚那是个什么鬼地方），只借助一点蜡烛的光亮，在闷热的狭小房间内挥汗苦战。由于书中有很多较为晦涩的典故，所以译者还在2007年后，又对新版本进行修订，增加多条注释词条，进一步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些年来，这套书在不同出版社和期刊中，有着《狄公案》《狄公断狱大观》《大唐狄公全传》《狄仁杰断案全集》《狄公奇案》等多种不同名称，后来才渐渐归总为《大唐狄公案》这个最受认同的名字。各种影视评书版本更是层出不穷。

可是为何，如此家喻户晓的一部作品，却有很多人都不清楚这是一部翻译作品呢？

别说一般读者观众，连今年1月9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咱该推狄仁杰》，在评论BBC热播剧《神探夏洛克》时，说“也许可以尝试让大不列颠岛上的观众知道，我们有个叫狄仁杰的神探，也是不错的”——且不说这个推广活动早就由高罗佩实践了，也殊不知在1975年之前，欧美国家就已经拍摄过有关狄仁杰的影视作品了……西方读者对狄仁杰的研究热潮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没停歇过。而我国读者对于狄仁杰，还是在1981年译作出版后才慢慢知晓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造成我们对这部作品的真相知之甚少呢？

这其中的原因可谓相当复杂。

首先，原作者高罗佩本人确实是个精通汉语的中国通，所以部分人认为他完全有能力写出这样的中文作品。但更多的缘由，大概是因为前些年国内版权保护意识过于薄弱，导致译者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尊重，被大量侵权的事情一再发生，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根据译者之一陈来元先生载于《中国翻译》2012年第2期上的一篇文章，《我译的甜酸苦辣》里可以看到，作为该书的汗马功臣，他对这种现象也是气愤而无奈的。

“大量再版、重印却不让译者知道，甚至连译者名也不署。”

“将小说改编成连环图画书，既不告诉译者，有的也不署译者名。我们发现后与之多次交涉，最后补付了一点稿酬完事。”

“有些报刊转载，事前事后均不告诉译者，有的还不署译者名，不补付稿酬。”

“三家电影制片厂根据中译本改编拍摄了影片，却没有一家事前征得译者同意，或事后告诉我们，片头上连译者署名也没有，当然更谈不上主动支付报酬。”

“三家电视台根据中译本改编拍摄电视连续剧，也是没有一家事前征得译者同意，或事后告知。”

“其中一家电视台甚至不顾我们的强烈反对强行拍摄，改编的剧本又严重违背了保护作品完整性的原则，还在片尾字幕上将译者陈来元错署成陈来源。”

“另一家电视台拍摄编剧的剽窃作品，不但不署译者名，连作者名也未署。”

……这样的事情数不尽数。

陈来元先生最后还表示：

“我作为一名译者，由于在信息、人脉关系、时间、精力、财力等各方面均处于绝对劣势，与处于强势的侵权人交涉，其困难可想而知；通过版权行政机关解决，我们经历过办事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尴尬，通过司法诉讼解决，由于案件标的太小，我要请律师也很难。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对没完没了的侵权十分无奈，也不知这种状况何时才能改变……”

至于网上海量的电子版，更是没有一家经过译者许可，绝大多数也没有署上译者的名字。

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人熟识狄仁杰和高罗佩，却不知道译者陈来元和胡明，也就不足为怪了。